造价10亿元的中国先进研究堆已投入运行10余年，但至今每年开机时间只达到设计指标的50%;花20亿元建设的中国实验快堆，同样难以满负荷运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罗琦院士3月7日不无惋惜地说，背后原因只有一个：设施设备需要运行维护和升级改造，但经费不足，不能满足运行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党委书记万钢，将核基础设施运行费用比作汽油车需要的油，“没有油，车没法上路，运行费用不足，核基础设施同样无法开足马力。”

在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高通量工程试验堆也遇到同样的困扰，“运行经费不足，不仅影响了科研效率，也影响了运维队伍的稳定。”

这些年，万钢带来的提案多与基础研究有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万钢感慨，“基础研究迎来发展的春天”，他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将服务于基础研究的大型核科学基础设施管理好、运行好。

1958年，我国首次建成的重大核科学设施——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标志着我国跨进了原子能时代。大型核科学基础设施对核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可见一斑。

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了一批大型核科学基础设施，还有一批正在建设或论证中。

“从规模、数量、性能来看，我国核科学基础设施体系尚不完善，不能完全满足我国燃料与材料辐照考验、放射性同位素生产及物理化学实验的需求。”罗琦总结，这首先体现为研究堆数量较少，缺乏高性能、多用途研究堆。目前我国仅有21座研究堆，不及美俄的三分之一，且我国在运研究堆功率和通量较低，最大中子通量水平与美俄正在建设的同类型设施相比，差距明显。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一批核科学基础设施投入运行后，由于经费短缺、燃料保障不充分等原因，实际运行时间并不饱满，无法满负荷运行。

按照国外一般规律，大型科研设施的年度运行经费应为建设费用的10%。国内一些核科学基础设施运行单位为弥补维护费缺口,对包括从事基础研究在内的用户收取费用，影响了用户利用国内大型核科学设施的积极性。

“一些科研单位宁愿花一点国际差旅费，到国外设施上做实验，也不愿使用国内类似的大型科研设施。”万钢解释，因为国外的研究堆、大型加速器、先进中子源、先进光源等大型核科学基础设施，对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用户是免费开放的。“利用国外资源做研究本身没什么不对，但长此以往，不利于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也违背了国家投入建设大型科研设施的初衷。”

前些年，《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发布，国家将建立开放共享后补助机制，调动管理单位开放共享的积极性。但在万钢看来，这只解决了利用问题，依旧没有提出大型设施运行费的解决方案。

多名委员提到，目前我国对大型核科学基础设施的立项、建设、建成后的管理和运行等全过程缺乏统筹管理。大型基础核设施在立项时，主管部门只核定建设费用，不包括运行维护费用。设施建成后的运行费用难以在科研成本中摊销，而国家财政核拨的运行费又非常有限。这种分段管理模式给大型核科学基础设施建成后运行带来问题。此外，不同渠道立项建设的设施，建成后的运行费在财政部的核拨渠道也不同，运行费标准也不一样。

“目前没有与我国核事业发展相适应的核科技基础研究中长期发展规划，缺少对核科技基础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特别是重大攻关方向的引导。”万钢建议，相关部门牵头制定与我国核事业发展相适应的核科技基础研究中长期发展规划，从战略高度规划核科技基础研究的发展路线和发展目标，从需求及核技术发展趋势出发统筹考虑，明确重点研究方向，同时引导与鼓励利用国内院所及高校的研究资源与优势合作攻关，达到充分利用有限资源的目的。

罗琦则建议，对国家投资建设的、适于开放使用的大型核科研设施，不管其立项的渠道和建设经费来源如何，一律纳入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网络管理平台，进行集中管理，定时维修维护和升级改造，并由国家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应用，对运行经费按统一标准核定后予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