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深秋时节，记者一行走进西子湖畔的浙江医院，见到了已满100岁的原浙江农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子元。

“真是太辛苦你们了!”甫一见面，正在接受医生问诊的陈子元用轻柔温婉的语气，和大家打招呼。

3年前，陈子元告别了工作多年的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选择了在浙江医院住院休养。

采访当天，陈子元感觉不太舒服，但还是配合远道而来的记者完成了这场约了两个月的采访。

作为中国核农学领域的第一位院士，陈子元是我国核农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科学顾问委员会的首位中国科学家。

“做人要诚，做事要勤，做学问要精。”这是陈子元对学生的教诲，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从化学到原子能农业应用

1994年，陈子元(右一)在浙江大学原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放射性网室内观察实验植物生长情况。受访者供图

“您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

“对，新的，完全新的专业，把同位素技术用于农业。”虽然记忆力不如以前，但陈子元眼不花耳不背，能顺利地进行比较简短的对话。

从事核研究，是陈子元没有规划过的一段路。

1924年，陈子元出生于上海。作为家中长子，他颇有主见，自己规划了“念书要尽早毕业”的路线——念初一时自学了初二的数理化，考到其他学校直接读初三;读完高一直接考到私立的光夏中学读高三。大学3年修满学分，刚满20岁的他就从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化学专业毕业。

由于教职有限，他没能留校，而是选择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附近的四维化学农场担任化学技师。当时，四维化学农场正在研究蔬菜无土栽培技术，这与陈子元的研究方向契合。

冥冥之中，陈子元和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5年，党中央作出发展中国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1956年又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我国制定出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原子能和平利用技术被列入规划，并高居“今后十二年内科学研究重点”12个项目首位。

1958年10月，正在浙江金华“下乡办学”的陈子元被紧急召回学校，接到了一项新任务：参加在上海举办的“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讲习班”。

原子能和平利用技术被誉为核工业里的“轻工业”。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陈子元重新当了一回学生，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他拥有化学专业背景，对原子、放射性同位素等概念和基本知识并不陌生，但在核技术具体应用方面，还是门外汉。通过学习，他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核素与核辐射技术在育种、栽培、植保、土壤、肥料、化学等方面的应用思路及方法，并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做了两三个小实验。

这段经历是陈子元人生的转折点，此后他从化学转向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

结业后，陈子元受命组建浙江农学院同位素实验室。这是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第一所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即今天浙江大学原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前身。

当时陈子元面对的是一张白纸：要人没人，要设备没设备，特别是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和国际封锁，实验室所需的仪器设备只能自己动手设计、制作。

有些实验室建设必需的物品，例如放射性测量所用的计数器为军用物资，无法从民用渠道购得。在中国科学院和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支持下，陈子元最终从北京带回来两只放射性检测必需的盖革计数管，实验室终于步入运行轨道。

万事开头难。虽然大家干劲十足，但还是担心放射性辐射问题，包括会不会影响生育。

通过参加上海的培训以及进一步查阅资料，陈子元知道，安全是有保障的。当然他也知道，单是理论的解释，并不能完全打消大家的顾虑。因此，遇到具体实验，他亲力亲为，自己带头做，还开玩笑似地说，反正他已经有孩子了，不怕!

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

1971年，陈子元(左二)在浙江农业大学东大楼生物物理教研室向研究员讲解农药残留问题。

1959年，浙江农学院同位素实验室建成。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经历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核农学教学热“退潮”了，核农业技术应用研究也陷入了低谷。

结合当时国内发展状况，经过反复斟酌思考，陈子元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走出实验室，下乡去，通过实地调研找课题，突破核农技术研究。

1961年夏秋之交，陈子元带领团队正式下乡调研，见识了化学农药的威力。

“过去有了病虫害，农民没有办法，用了化学农药，病虫害被杀死了，农业产量增加了。”时隔60多年，陈子元仍对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

在嘉兴和金华一带调查研究中，他和团队同时亲睹化学农药不规范使用带来的危害——不仅污染农作物及其产品，还造成人畜急性中毒。

恰在此时，美国人写作出版了一本反映滴滴涕杀虫剂危害问题的书《寂静的春天》，引起轰动。尽管当时无法看到书作的具体内容，但陈子元隐隐感到，开展农药安全使用研究应该很有必要。

在与同事们进行了一番总结、提炼后，陈子元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研究的主攻方向——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即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作物和土壤中的农药代谢残留问题。

同位素示踪技术本身不能直接提高农业产量，但作为一种信息采集工具，它可以为安全使用农药提供必要的信息技术手段。在深入了解杀虫剂的作用机制后，相关人员就能有针对性地开发新的农药。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

当时这种农药全部依赖进口，不仅药物价格高昂，采购周期通常也在3—4个月。

陈子元发挥化学专业特长，决定自力更生合成标记农药。

1963年到1966年，是同位素实验室团队追踪农药残留研究的重要时期。陈子元和同事先后合成了15种同位素标记农药。通过应用同位素示踪技术，他们对各类常用农药对农作物的吸附、残留、转移、消失和分解等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经过无数次实验，明确了农作物农药残留量与施药的数量、次数、时期、方式等有关。

20世纪80年代，核农学研究迎来“科学的春天”。

陈子元逐步将关注领域扩展到农药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将核农学的研究和应用拓展到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的大农业范畴，并且覆盖生产全过程，开拓了应用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农药及其他农用化学物质对人畜、环境污染及其防治的新领域。

“工作从零起步，为什么推进效果这么好?”面对记者的提问，陈子元给出了最朴实的回答：“因为我走在农村的大地上，走到农民中间，帮助农民们解决问题。”

陈子元经常说，不能让为农服务成为空话。他本人很愿意到农村去，努力将专业知识融入农业生产，解决实际生产面临的问题。

1983年至1989年，在担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期间，他同样坚持教学、科研并重，坚持为地方农业和经济发展服务。浙江农业大学培育的“浙辐802”水稻等成果得到大面积推广。

资料显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核农学对我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10%。

先做人再做事然后做学问

学术研究要力争最好，学科建设要拔得头筹，办学要争一流，进而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外表儒雅的陈子元对“第一”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凡事力争第一，但又不“唯第一”。

陈子元一直保持写总结、作记录的习惯，这也是他的学习秘笈。

他懂英语、德语、俄语和日语，在农学所工作时，每天早上都要比正常上班时间早到至少20分钟，不干别的，就是自学外语。他还随身带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看到听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随时都会在小本子上记下来。

休养期间，他经常翻阅《让核技术接地气：陈子元传》一书。来访人的名字、单位、时间，被他一行行整齐地记录在书籍内页空白处。“2023年2月后就不记了，太多了。”老人笑笑。

因为有跨学科的背景，陈子元对核农学的研究态度一直特别开放、包容。他经常说，千万不能把自己孤立在一个小实验室里，要重视多学科的交叉，土壤、化学、植物保护、动物免疫都和核农学有关，不仅要将技术手段结合起来，也要把各学科面临的问题综合起来。这样可以找到面向农业生产的共同课题，并把各学科的尖端技术落实到农业生产上。

20世纪70年代，由于农残超标，我国出口的部分农副产品遭遇退赔。国家有意制订一个农药安全使用方面的标准。因为浙江农业大学起步较早，陈子元成为“农药残留和农药安全使用标准”重点研究项目第一主持人，牵头开展相关研究。

这项工作持续6年，参与的科研人员多达近200名。他们来自全国43个高校和科研院所，涵盖农业、化工、卫生等多个领域。陈子元将他们组织起来，编制完成《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年逾九旬时，陈子元仍坚持每天步行上下班，早上在办公室阅读学习，下午则到实验室转一转。所里很多青年教师很愿意和他讨论问题，听听他的意见。陈子元感慨，年轻一代的研究课题比过去更深入了。

陈子元在医院休养期间，来看望的人络绎不绝。虽然行走已经有些吃力，但他一定亲自送别每一位前来看望的好友后辈。记者采访时，陈子元也是不断地说着谢谢，坚持把大家送至门口，目送上电梯，并挥手告别。

在给记者的题字本上，他用秀丽的字体欣然写下几个大字——“做人做事做学问”。

“最重要的还是做人，人这个字写起来很简单，一撇一捺，只有两笔，但做起来却很不容易。”陈子元说，“我的学生不管成功不成功，首先要求要有科学的道德、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我想，这些总不会错的。”

这也是陈子元百年人生的真实写照。

(中国核学会对此文亦有贡献)